傷害是為了治愈

Anna Motz是一名致力于成人和青少年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療師，同時也是一名臨床和法醫心理咨詢師，在評估和治療長期遭受暴力侵害的病人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原文Self-harm as a sign of hope發表于(2010).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24(2):81-92





編者語
作者以案例和理論兩個方面闡述了自殘對于病人來說的重要意義和其所表達出的含義。它不僅僅是內心痛苦的具象化，也是對外界的求助信號。


1．
前言


自殘不一定是自殺企圖或尋求關注的行為，這很可能是一種希望得到別人的回應而發出的信號。


雖然自殘是一系列復雜的行為，在不同的環境背景下有著不同的含義，但我認為它類似于Winncott(1956)所描述的反社會傾向中懷抱希望的一面。


就像其他被認為是反社會的行為一樣，自殘行為中其實是暗含著希望的，它其實是人們在試圖找到一種應對痛苦的有效方法:
在這懷抱著希望的時刻……必須對環境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以確定它是否有能力忍受侵略，阻止或者修復破壞，容忍滋擾，承認反社會傾向中的積極因素。(Winnicott, 1956, p. 312)


雖然自殘被許多人以恐懼和不理解的眼光看待，但它的根源和試圖傳達的信息不應該被忽視。對于自虐者來說，割傷造成的傷疤向外界展示他們精神上的痛苦的符號。自殘將這種私人的痛苦公布于眾，并表達了那些不能說，甚至不能想到的東西。自殘會取代和阻止思考。它還在身體上寫下一段有意義的敘述，希望能被他人理解和回應:“故意傷害自己是一種內心痛苦的癥狀，這既傳遞了私人信息，也傳遞了公共信息” (Adshead, 1997, p. 111)。


在這篇文章中，我用上面所描述的希望的概念來闡述我對自我傷害的懷抱希望、嘗試交流方面的理解。為了跟蹤自殘的發展過程，我借鑒的想法以Esther Bick (1968) 和 Dinora Pines (1993)的，在生命早期,皮膚的感受以及肌膚的接觸對于母子關系的影響，以及Peter Fonagy (Fonagy & Target, 1995)認為這些因素會感染親密關系的形成和心智化能力發展。


我也探討了Estela Welldon(1988)的觀點，Motz(2008)進一步探索了這一觀點，他們都重點關注著女性暴力的具體表現。我強調身體語言的概念，以及自我傷害的功能，探索了Gillian Straker(2006)關于將切割皮膚作為一種表達的觀點。




2.
皮膚的意義


從嬰兒時期開始，皮膚和它的感覺就是嬰兒情感體驗的中心，嬰兒被抱在母親的乳房上，喂養，抱持，愛撫，撓癢癢和洗澡。對一些嬰兒來說，穿衣服和脫衣服的經歷本身就是一種攻擊，一種分裂，對幾乎所有的嬰兒來說，舒適感都來自于與母親皮膚的接觸，而被放下的，遠離母親的經歷，可能會讓他們痛苦，導致他們哇哇大哭。皮膚接觸在早期情感鏈接中的重要性的心理學證據是有力的，分析性文獻斷言這種早期經驗在構建完整的自我方面提供了首要的基礎(Grossman & Grossman, 1981)。





如果嬰兒沒有得到可靠的母親抱持性環境的存在，沒有被擁抱、喂養、沐浴、安撫和滿足身體的感覺需求，那么他們的內部整合感就會受損。很明顯，從嬰兒期開始，整合就從外部開始—物理的包容使精神的包容和一個連貫的自我感得以發展，并最終構建內部和外部的感知系統，使一個人擁有自己心靈的概念。Freud(1923)所說的身體自我，是第一個自我，對它照顧的中斷會對精神結構的發展，自我或自我意識與外部世界的調解產生深遠的影響。


皮膚是邊界，是自我與他人之間的保護層，也是與他人之間的接觸點，是內外之間的分界線，是感知的表面。它是邊界，是認知能力和感受外界影響的點。分離可以理解為共有皮膚的喪失，而與他人的接觸可以體驗為一種侵入，在這種侵入中皮膚的屏障會受到威脅。


在關于無意識對女性身體影響的研究中，pine(1993)描述了創傷對皮膚和身體其他方面的影響。Bick(1968)也提供了豐富的例證，說明早期的經歷如何在皮膚和它相關的疾病上被描繪出來。皮膚與嬰兒早期的聯系，以及與皮膚所相關的記憶就是關鍵。


當一個人切開他的皮膚，損毀，標記或挫傷它時，就會產生一個從外部世界暴力入侵到內部世界的接觸點，受傷的人就會留下傷害，暫時的創口和充滿沖擊的感覺。


對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本質上就是對自己的一部分變成別人，形成的一個分裂和攻擊，這些因素可能來自一個外來的其他人。


切割皮膚表達了分裂的自我，在某種意義上，是自我與他人之間最早關系的反映。護理自己造成的傷口可以被看作是早期嬰兒時期被另一個人照料和照顧的重演，這個角色通常是母親，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人。這是分裂自我的，關懷，滋養，體貼的另一面。


身體被當做了一個客體，在這個客體上，分裂的自我可以表達自己，既作為攻擊者，也作為養育者，為重新整合和創造連貫的自我感的最終目標服務。皮膚作為邊界，起到了一種精神容器的作用，但對于那些沒有內在整合感的人來說，解體是在身體及其皮膚上表現出來的。




3.
以傷疤簽名


自殘可以是一種自我創造的方式，這種行為有時被認為更接近一種情感狀態而不是一種言語表達。Straker(2006)認為自我切割是一種自我認同的行為。她稱這種行為是“以傷疤簽字”，并將其視為一種情感交流的形式，而不僅僅是不善于表達的人的一種不恰當的語言形式。她認為這是一種棲居于一個主體間空間的嘗試，是自我的一部分關注另一部分，試圖保留在其中的感覺狀態，而不是通過語言來和這種感覺拉開距離。



身體不僅僅被看作是那些不可表達的情感的容器，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存在，一種自我的外在表現，在這種外在表現中，內在狀態可以被烙印，也可以作為心靈的一面鏡子，然后再被內化。本質上，自我切割替代的是那些早期養育者沒有提供的鏡映功能。


皮膚才是鏡映的主體，而不是母親的眼睛或手臂。這是一種對自我傷害抱有希望的觀念，它將自我傷害與個體身份的創造聯系起來，而不是簡單地將其置于病理領域。把自殘僅僅看作是無法語言化的表達，不能解釋許多自殘者的高水平讀寫能力和口才，而且基本上忽略了自殘的主要功能，即創造一種自傳式的敘述和自我意識。




4.
傷害是為了治愈


雖然這聽起來似是而非，但自殘常常被認為具有這種力量，因為它包含了消除有毒物質的幻想(Campbell & Hale, 1991)和從無法忍受的感覺中解脫出來的夢幻感和從精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分心感。有時疼痛中有一些愉悅，甚至可以與性的感覺相比較，特別是當疼痛涉及到性器官時。這是高度復雜的機制，可以理解為身體的釋放戰勝了精神的暴政，以及對折磨患者的早期和無法忍受的影響的高度關注。許多人進行自我傷害，是希望得到治愈，找到解決難以忍受的心理狀態的方法。




5.
護身符


自殘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義，它將人與自己的身體捆綁在一起，作為對他人親密關系的一種防御，同時也是對自我的一種深刻親密的行為。


它創造了一個以自我為參照點的世界，也許就像是一種私人的語言，在其中的物理標記都有獨特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創作、書寫和標記的意義在身體上也很明顯。


海瑟是一位自殘的女性，她把這種功能描述為“護身符”:
傷口和疤痕，就像你藏起來的護身符一樣——對任何接近它的人來說，這都是一個象征性的標記，證明著你走在生活的哪一條道路上——你的傷口有多深? (Jones, 2009, p. 45)




6.
自殘和女性暴力


Fonagy和Target(1995)提供了一種有用的思路來理解為什么有些人選擇或感覺被迫依賴暴力行為，而不是使用其他形式的自我表現。他們認為，依戀關系方面的發展困難損害了心智化的能力:
暴力，針對身體的攻擊，可能與心智化的失敗緊密相關，因為缺乏思考精神狀態的能力可能會迫使個人在物質領域管理思想，信仰和欲望，主要表現在控制身體狀態和行為過程。(Fonagy & Target, 1995，p.53)


這種暴力會產生一種對自己和他人的物化，導致自我的分裂，一部分是侵略者，另一部分是受害者。


自我傷害對于一個特定個體的意義，只有通過敏感的分析才能得到。治療應當基于對引起自殘行為的思想和欲望及其心理功能的深入分析。了解女性自我傷害的原因是讓她找到其他不那么暴力的方式來表達她的痛苦和減輕她的痛苦。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Motz, 2008)，我認為暴力主要是一種交流，它可以是對無力感的一種回應，以及對精神痛苦的一種解決方案。


女性的這種暴力通常是隱藏起來的,無論是她們憤怒的對象，秘密的目標,往往針對的是自己的身體,或她們的孩子，還是暴力發生的空間，女性暴力通常發生在私人領域內,即在家里而不是在公共場所。


自殘的女性是在用自己的身體來表達潛在的精神傷害。它反映了女性交流自己經歷的方式，以及對自己的私人勢力范圍、自己的身體的控制。


它也可以被理解為以女性自己的身體為象征，對母親身體的攻擊。女性通常把她們的身份感定位在她們的身體上。她們通過傷害自己的身體來表達憤怒、蔑視和羞恥，用疼痛的具體體驗來象征心理上的痛苦。她們的交流就是以這種身體形式來表達的。


現在，我將介紹與一位婦女的心理治療工作有關的材料，她使用極端形式的自我傷害來保護自己免受無法忍受的精神痛苦。




7.
案例報告：背景


Y小姐是一名34歲的婦女，住在一間中等安全級別的社區治療病房里。她在童年時期長期遭受身體、情感和性虐待，經常與養育者分離，與原籍家庭不定期接觸，學校教育也不正常。成年后，她開始了一段長期包含暴力的關系，在這段關系中，她經歷了流產、嚴重的傷害和羞辱，直到她的伴侶最終為了另一個女人離開了她。


在這段關系破裂后，在她第二次流產后不久，她就自己搬到了一個小出租屋里，正是在那里，她的縱火行為導致了她的住院治療。她解釋說，這次縱火是她對幫助的絕望請求，也是她在感情破裂后憤怒的表達。她在法庭上接受了精神檢查，并被診斷為邊緣性人格障礙，并被送到一個中等安全級別的單位接受治療。





在法醫科里，Y小姐和一些有暴力史的男人建立了關系，而且在入院后自殘，用香煙燒傷皮膚，用熱水燙傷自己。她的手臂是她的主要目標，但她報告說，最近她也燒傷了她大腿內側的皮膚。在此之后，她被轉到我這里接受個人精神分析治療。


Y小姐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她對病房里的治療效果頗有批評，并描述了在病房里如何創造了一個“表演平臺”，鼓勵人們表演憤怒和悲傷。她對其他大喊大叫、實施暴力的病人感到厭惡，當著醫護人員的面，說她寧愿秘密傷害自己，然后向醫護人員和醫療團隊展示自己造成的傷害，以及自己實施暴力的證據，向他們展示他們保護她的努力是多么的無用。


她的另一種形式的自殘是從傷口中釋放出少量的血液，并非常著迷地看著血液匯聚，滴落在她的手臂上，最終凝固。她喜歡液體灑落在胳膊上的感覺，她說，這證明她實際上是活著的，而不是覺得自己已經死了的那個東西。


她承認自己很享受這種秘密，然后又把它公之于眾。她還痛苦地告訴我，多年的家庭暴力教會了她如何掩蓋傷痕，如何分散人們對傷痕證據的注意力。她好像是在自己身上重演她的伴侶和父母所犯下的一些暴行。




8.
治療過程


當我第一次見到Y小姐時，我發現我的目光被她穿著短袖襯衫的斑駁皮膚所吸引。看到她給自己造成的巨大傷害，我既震驚又著迷。當她描述自己遭受父母多年虐待時，她看起來很脆弱。她仍然用深情和愛的語言描述父母，認為自己應該受到他們的體罰和忽視。


在治療初期，Y小姐在訪談的前幾分鐘都是沉默的。我說她很難知道該如何開口跟我說話，于是她點了點頭，哭了起來。接下來的幾分鐘里，她一直在流淚，但無法用語言來描述原因。當她哭泣時，我沉默不語，但最終我告訴她，她害怕親近某個可能會離開或傷害她的人。她點點頭，指著她的胳膊，我看到她的手腕上都是傷疤。我說，我認為她可能需要展示一些她的經歷，而不是用語言告訴我，她又點了點頭，說，“我只需要能夠相信你——這太丑陋了。”我說，她擔心她內心丑陋的感覺，以及她皮膚上的傷痕，會讓我受不了，讓我離開她。這番話讓她的眼淚奪眶而出，但心里卻有了一種解脫的感覺。在結束訪談時，她說她想試著和我說話，但很害怕。


在這次早期治療后的頭三個月里，Y小姐一開始就跟我講她給自己造成的創傷，有時還邀請我看一看。有一次，我對她說，她覺得我必須親眼目睹她的自殘行為，親眼看到她身上的傷疤和印記，就好像如果我看不見她的描述，我就不會相信她，也不會理解她的絕望。她不相信我能在腦海中想象出她的痛苦，但需要像她那樣的痛苦和傷害的具體證據。如果沒有這個視覺上的證據，她不會相信我會認真對待她。她同意這個解釋,說她曾告訴我她所做的,因為她很害怕,沒有什么是真實的,不是我,也不是她的歷史,也不是她的感覺,這可能是一個幻想的她的主意,會讓我認為她是一個騙子。


我說，她需要我能夠忍受她身體上的創傷，當我聽她回憶別人對她的虐待時，我的心靈也受到了傷害。她說她想讓我真正了解她是什么樣子的。我說，我覺得她的那一部分想讓我看到她的傷口時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想讓我為她的安全感到焦慮，而這種焦慮在她受傷時是沒有人有過的。她又一次點點頭，講述了一種童年時完全孤獨的感覺，并試圖用熱水洗許多次澡，洗掉性虐待的證據。




9.
治療中的分離


Y小姐在前六個月的治療中表現得很好，她似乎很渴望向我描述她的經歷，并且找到了相對接近的詞語來表達。然而，在她最初減少自殘后，經過三周的治療休息，Y小姐變得害怕，她的自殘加劇，有一段時間她沉默，搖晃身體，解離。


她開始割傷自己的身體，然后給我寫了一封信，告訴我她正在囤積武器來對付自己。她寫道，她對傷害他人和未出生嬰兒的內疚，不得不以自殘行為的形式消除。她感到很失落，在這個過程中，她似乎處于一種強大而無法觸及的狀態。我被刪除了，她也失去了那些能夠表達自己的詞語。


我向她解釋, 她的憤怒無法用語言表達,她沉默的后退既是保護我的一種方式,也是讓我體驗到她經常有的感受-被留在自己的世界里,沒有接觸外界的可能性。我說，在我離開的三個星期里，她覺得被我背叛和拋棄了，她對我是否會回來幾乎沒有信心。我對Y小姐示好，給她希望，然后又把她單獨留下，她覺得這是一種欺騙和羞辱。


Y小姐戲劇性的退縮仍然持續著。在經歷了第五個星期的完全沉默和折磨之后，我的身體再次對她做出強有力的反應，通過強烈而劇烈的胃痛和心跳加速，明確的焦慮信號表明，一些可怕和危險的事情正在發生。我說，我認為在假期里一個人待著對她來說很可怕，讓她真正擔心自己的安全。她回答說，她最近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獨自站在懸崖頂上，感覺自己要被拉向深淵。我說，有時當她感到孤獨時，她害怕自己會從生活中消失，從我的思想中消失。她點了點頭，但沒有多說什么。


Y小姐的感情似乎漸漸恢復了，回到了她從這種倒退的、悲慘的孤立中恢復過來的承諾。她把自己的一些秘密武器交給了工作人員，慢慢地開始從事藝術和戲劇等治療活動。在這段時間里，我被強烈的反移情情感所震撼，她一回到恢復的狀態中來，我就覺得自己又可以呼吸了。


我向Y小姐解釋說，她當時是多么害怕，以及她所承擔的風險，我可能會把她的沉默理解為想要完全停止治療。我知道她不想讓我這么做，但又害怕我會這么做。如果這樣做，就等于重復她一生中所經歷的被遺棄的模式，并向她證實，她對我施加的暴力和憤怒是無法容忍的。她最終對我的解釋做出了回應，我下意識地害怕這種事會發生，并希望它不會發生。最后，在休息后的第6訪談中，她終于能夠用語言讓我知道她在休息期間受到了怎樣的懲罰和孤獨。Y小姐隨后透露，在這段令人恐懼的時間里，她開始更強烈地自殘，并擔心當她放棄自殘活動時，她會變得更有可能攻擊他人，或再次放火。


這段黑暗和沉默的工作時期之后，進入了幾個月的順利工作之中，直到又過了一次為期一周的治療休息。這次休息之后，她給我看了她手臂上一組特別難看的傷疤。我把這理解為她對我的憤怒攻擊，她把注意力轉移到自己身上，在這段時間里表達她的絕望。我還請她告訴我，她認為這些傷疤意味著什么。她告訴我，最深的傷痕代表了她因前伴侶的暴力而失去孩子的憤怒。我的身體再次對我說話，因為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因為我看到這些鮮紅的傷口，交叉在她的手臂上。我想到了流產和孩子身上的血。我說她對我離開她一個星期感到非常憤怒，擔心我們再次見面時她會做些什么，她覺得必須傷害自己，以消除她的憤怒。


雖然這種解釋似乎與她有共鳴，但她發現在余下的時間里，她很難開口，但在結束前不久，她做出了一個重要的鏈接。她說，最近的自殘讓她想起了每次殘酷的流產之后，她是如何傷害自己的。我說，我的離開雖然是暫時的，但卻讓她感到與其他無法哀悼的親人有了鏈接，比如死去的嬰兒，或者被伴侶的暴力殺害的嬰兒。最近我們失去了每周一次的治療，這讓我們重新想起了以前的悲痛，感到難以忍受。我說她的手臂就像是對死者的記憶痕跡和回憶，她對我的說法表示同意，看上去若有所思，很悲傷。


這次訪談似乎標志著治療進程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她開始以更象征性的方式來看待她的傷疤，將其視為一種精神狀態和具體化創傷的標志。她開始能夠把自己的感情、可怕的想法和記憶表達出來，并更多地依靠語言向我傳達這些力量。她抵抗暴力沖動的能力顯著提高，甚至在休假期間和之后也是如此。


我不得不經常提醒她，她擔心我無法承受聽到她感到無法忍受的事情，并會以離開她、傷害她或不相信她來報復她。我接著說，我繼續留在她身邊，或許最終會向她表明，我能夠承受這些感覺和記憶，并把她記在心里。我建議，這可能會幫她找到一種方式來思考和談論她的內心世界，一起面對她生活經歷的恐懼。


Y小姐和我又共同工作了18個月，總共才兩年多，在這段時間里，她最終放棄了傷害自己的行為，除了偶爾發生的一些微妙的切割，但她現在會立即向工作人員報告這些情況。


她出院之后住進了一個社區，作為門診病人繼續治療了6個月。出院后，Y小姐還養了一只狗，她說這給了她早上起床的理由。我的理解是，這反映了她重新恢復了將希望和關愛投入到一個活生生的生命身上的能力，允許自己接受和給予關愛。在收養了她的寵物后不久，她選擇結束治療，她說回到醫院讓她感到太悲傷，痛苦地提醒她“失去的那些年”。她還補充說，她覺得自己能夠把這種分析和思考藏在心里，并在沒和我真正在一起的時候和我說話。




10.
討論


Y小姐的心理認同感似乎是通過身體上的痛苦和傷害而變得連貫起來的，就此來說，把痛苦和傷害強加在自己身上，要比把她壓垮的早期情緒狀態要好得多。正如Freud所描述的，這反映了身體自我在某種程度上的首要地位，也反映了早期經歷的分離如何影響了她后來與自己身體的關系(Bick, 1968; Fonagy & Target, 1995; Welldon, 1988)。


治療的過程也表明，Y小姐對分手和分離的感受是被拋棄，而她的反應是攻擊自己的身體。似乎在度過這段時間后，繼續和她一起思考，一起待在房間里，沒有對她進行報復或責備，我在某種程度上幫助她在一個能回應她的環境中恢復了希望。


這次工作經驗也有力地讓我認識到身體交流的重要性，因為對Y小姐帶來的反移情影響通常位于我的內心深處。有時，我對她傷痕累累的手臂的意識似乎被抹消了，這似乎是一種對她自殘的功能和動機的投射性認同，她對自己的暴力可以取代思想，抹去痛苦的記憶。


我理解她的自殘是一種無法解決的悲傷。哀悼的過程一直在實施這些暴力襲擊自己的行為,但她的悲痛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她覺得她必須依靠這些具體的標志來提醒她的喪失,在她的心理結構中沒有一個連貫的自我意象或者是同一性來維持她的存在。她的力比多能量沒有被重新引導到其他客體上，她也不希望在未來有孩子，只是繼續通過自殘再次傷害自己的身體，再次喚醒痛苦。她最終放棄了自殘，決定收養一只寵物，這似乎代表著撫育和愛的情感的回歸，以及某種哀悼的結束。


在她消極的治療反應期間，我目睹了她的自我折磨，沒有任何言語能打動她，也不能安慰她。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處境，我的感情和她無言的憤怒使我感到完全窒息了。再一次，我明白了她的自殘既是把她的暴怒轉移到她自己身上，而不是我身上，當然這里還存在著一種期望，希望把這種可怕的精神狀態傳達給我，以便我可以替她控制住它。


在我看來,因為我能在精神上抱持她，而使她增強了信任感,并且能夠成功地表達她的憤怒和被我放棄的感覺,當然我也感受到了她在沉默中的暴怒,以及喪失的感覺,以為我打破了治療的承諾。值得注意的是，Y小姐對她童年時期被父母虐待和忽視的經歷的解釋是，那是她應受的懲罰，并被一種無法忍受的負罪感所困擾，很像她在那幾周的沉默中成功地向我投射的那種感覺。


理解皮膚的意義和功能，以及在嬰兒期被抱持的感受，對于理解為什么Y小姐會選擇她的身體作為她絕望的首要目標是至關重要的。顯然，皮膚的象征意義，和它的傷口是理解自我傷害的中心。發展性的解離使她無法控制強烈和沖突的情緒，因此她感到必須通過對自己的暴力來實現這些情緒。


自殘和性虐待之間的聯系已經在文獻中有所記載，并且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很明顯，比如被診斷出邊緣性人格障礙的Y小姐(Briere & Zaidi, 1989; van der Kolk, Perry, & Herman, 1991)。自我傷害的功能對那些被性虐待的人來說，可以釋放緊張和焦慮，這同時也揭示了分裂自我的創造——自我的一部分可以成為對無助和受害者的施暴者。


Anna Freud(1936)的“對侵犯者的認同”的概念引起了共鳴，因為自虐者的意志與施虐者相一致，施虐者可以給孩子造成痛苦、侵犯、傷痕和瘀傷，但現在，孩子已經成年或成長為青少年了。通過這種認同，自我摧殘者的心靈可以暫時得到解放，從肉體所遭受的殘酷中分離出來。


這種自我傷害的行為本身就象征著意志的勝利，并使心靈保持著權力和控制的地位。這反映了對分裂的原始防御，其強大的功能是試圖通過攻擊壞的客體來保護好的客體——在這種情況下，壞的客體是在身體里的。


然而，就像其他上癮行為一樣，一旦上癮，釋放感和欣快感就會迅速消退，而當內疚、沮喪、羞愧和空虛感卷土重來時，上癮的欲望就會增強。正是這種自我傷害的循環給人一種變態、上癮和強迫性的感覺。在這個意義上，自我傷害反映了由Welldon(1988)所描述的暴力和變態的循環，暴力幻想作為一種釋放和逃避的形式產生，但最終沒有采取行動來達到這一安撫內心的目的。Y小姐說明了她的自殘上癮的本質，以及它最終沒能成為真正的，免受那些難以承受情緒的避難所。


在另一個層面上，自殘的暴力給身體打上烙印，可以作為一種對親密行為的防御，盡管這會帶來孤獨。之前的案例說明，Y小姐想讓我了解她的經歷，但又害怕和我真正接觸，怕自己會再次被拋棄，這讓她在自殘的希望與絕望之間產生了沖突。




11.
結論


如果像Straker(2006)描述的那樣，自殘的“語言”不僅僅是傳遞給他人的信息，那么這種行為就很難被放棄，就像Y小姐那樣，她的自殘滿足了她的需要，以具體的形式，記錄她所遭受的經歷，包括喪親之痛和虐待。理解這些傷口的意義，讓她說出這些傷口所代表的事件，是幫助Y小姐找到其他形式的哀悼，以及自我表達的關鍵一步。顯然，她的自殘行為對她起了很多作用，形成了一個充滿傷害和自我照顧的私人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她可以避免對親密行為的恐懼。


通過與我接觸，她將自己和我置于一個可怕的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中她將面臨進一步被拋棄和背叛的風險。治療的中斷會讓人特別痛苦，會重新喚起早期的喪失，產生重新進行主動自我傷害或精神戒斷的真實風險。她選擇結束治療，而不是等著我的離開，似乎是為了防止再次被拋棄，這樣讓治療成為一種保護和有益的經歷。


與自我傷害的人在一起工作需要耐心，面對絕望時充滿希望，以及了解和管理強烈的反移情感受的能力，其中一些感受在分析師的身體和心靈中都會有體驗。


盡管其挑戰,以及受傷的風險,可能會淹沒分析工作，但還是要堅持治療同盟,并且允許自殘的病人開發他們的思考能力,象征化和交流他們的經驗的能力，并最終減少依賴暴力排解情感和自我表達的方法。










本文優選旨在平臺分享，版權歸原著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小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