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共情還是共情泛濫惹的禍

我聽說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敦鎮桑迪胡克小學的校園槍擊事件時，是幾年前一個陽光明媚的清晨。當時，我正獨自在家，放著工作不做，在網上閑逛。剛看到報道的時候，我雖然覺得這是個壞消息，但并沒有感到太過震驚——又一起校園槍擊案發生了。但是，在之后的報道中，更多的細節逐漸被展現出來。很快我就聽說了，當天早上 9 點多，亞當·蘭扎（Adam Lanza）開槍殺死了躺在床上的母親，然后又跑到桑迪胡克小學殺死了 20 名兒童和 6 名成人。最后，他自己也飲彈自盡了。
 
關于蘭扎為什么會做出這種恐怖的暴行，有很多種說法，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大家對這件事的反應。


我妻子聽聞此事后，立刻就想去學校把孩子們接回家。但是，她克制住了這種沖動——她知道我們的孩子都已經十幾歲了，而且即便他們還是小學生，這種行動也完全是沒有必要的。不過，我能夠理解她當時的沖動。我從視頻里看到了驚慌失措的家長們是怎樣沖到事發現場的，并且我也想象過如果自己置身現場會有什么感受。即便是現在，每當回想起這件事，我仍然會隱隱有種幾欲作嘔的感覺。
 
那天下午，我在辦公室附近的一個咖啡館喝咖啡時，旁邊桌上的女顧客一直在哽咽啜泣，身邊的朋友不停地安撫著她。我在旁邊聽到了足夠的信息，了解到她雖然不認識桑迪胡克小學的任何人，但她有一個跟那些被槍擊的孩子們年紀一般大的孩子。



 
 01  
缺乏共情還是共情泛濫惹的禍


這個世界上總會有讓人驚恐不已的事情發生，比如“9·11”事件，或者那些大家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但對我和我身邊的朋友而言，桑迪胡克小學的慘案卻顯得與眾不同。這是一起極其野蠻的暴行，受害者大多是兒童，并且事發地點離我們非常近。我身邊幾乎所有人都跟這所小學的某個人有些許的私人聯系。幾天之后，我們都去參加了在紐黑文格林公園舉行的燭光守夜活動；我的小兒子當時也傷心地落了淚，并且在之后的幾個月里都戴著為死者哀悼的手環。
 
后來，我看到了一個新聞發布會，當時的美國總統在講到這一事件的時候也幾度哽咽。即便是像我這樣的對政客多有不滿的人，也覺得那個時候的他確實是真情流露，而不是做給人看的。我很高興看到他能夠如此動情。
 
在事發當時和隨后的時間里，人們對這起事件的反應都深深地受到了共情的影響。共情是一種能力，能讓我們以他人的視角體驗這個世界，感受他人的感受，很多人都把它看作上天賜予的禮物。所以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把共情視為一種良善和道德改變的武器；也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有那么多人認為共情多多益善，認為我們唯一的問題是缺少足夠的共情。
 
曾幾何時，我也是這么認為的，但現在我不這么認為了。不可否認，共情會給人帶來很多益處。比如說，共情是一個強大的快感來源，在對藝術、小說和體育運動的欣賞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親密關系中非常有價值的一個方面；它在某種情形下能激發人的善行。但是，總體而言，共情實在不是一個高質量的道德指標。


共情會讓人做出愚蠢的判斷，并且常常會激發人們的冷漠和殘忍；它會導致不理性和不公平的政治決策；它會腐蝕、損害某些非常重要的關系，如醫患關系；它還會讓人成為糟糕的朋友、父母、丈夫或妻子。所以，我的態度是擺脫共情，而本書的目標之一就是說服你也擺脫共情。
 
你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激進的立場，但其實并沒有那么過火，本書也并非那種詭異變態的心理冊子。我反對共情，并不意味著我認為人應當自私自利，置道德于不顧。恰恰相反，我認為，如果真的想要做好人好事，真的關愛他人，真的希望世界變得更美好，那沒有共情反而會更好。或者用個更小心謹慎的說法——從某種角度來說，沒有共情反而會更好。
 
有些人用“共情”這個詞代表所有良善之事，把它當作“道德”、“善良”和“憐憫之心”的代名詞。他們渴望有更多的共情，其實就是希望人與人之間能更加和睦。這我當然同意！
 
還有些人把共情看作理解他人的行為，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我當然也不反對這個意義上的共情。這個意義上的共情可以被用作道義行為的工具，但它的好處實在是被夸大了。畢竟，那種準確理解他人欲望和動機的能力恰恰也是變態惡魔的重要標志，而且可以被用來殘害和剝削他人。
 
在大多數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看來，共情指的是感受你認為他人所感受到的東西的行為，即體驗你覺得他人應該有過的體驗。但是，我必須強調一點，“共情”并不是一個空泛的詞匯。如果你想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來代表關懷、愛和良善；或者想在更狹義的意義上使用它，來代表理解他人的能力，都無傷大雅。如果是這樣，那么對你而言，我并不反對共情，你可以把本書看作對一種被除你之外的很多人都認為是共情的心理過程的討論。或者，你也可以完全忘記“共情”這個詞，把本書看成一種有關道德與道德心理學的討論，講的是如何做一個好人。
 
我想要證明的觀念是，這種對他人感受的感受，與富有同情心、充滿愛心、善良、仁慈等是截然不同的。從道德的角度來說，沒有它，我們會做得更好。
 
很多人都覺得這是無稽之談，認為從道德意義上來說共情是至關重要的。最常見的說法是，富人并不會花時間去理解窮人的生活有多么艱辛，但如果他們真的這么做了，社會就會更加平等和公正。這之外還有很多例子，比如在發生警察槍擊手無寸鐵的黑人的事件時，美國左翼的新聞評論員會說警察對黑人缺乏足夠的共情，右翼的新聞評論員則會說批評警察的人對警察缺乏足夠的共情，不理解警察需要面臨多大的壓力和多么危險的情況。


有一位心理學家認為，如果納粹分子對他人有更多的共情，大屠殺就根本不會發生。很多人堅持認為，如果醫生和治療師對患者有更多的共情，他們的工作就會做得更好；如果政治家對民眾有更多的共情，他們就不會認可現行的導致美國出現嚴重經濟與政治問題的政策。你或許也會覺得，如果身邊的人對你的處境有更多的共情，真正理解你的生活，他們對待你的方式就會比現在好得多。我覺得以上這些想法都不靠譜。
 
作為一個社會人，我們面臨的問題很少是因為缺乏共情造成的。實際上，這些問題往往是由共情泛濫引起的。



 
 02  
共情的作用被嚴重夸大了


我寫《擺脫共情》這本書不只是為了攻擊共情，還有更廣義的目標。我想要為日常生活中的意識（conscious）和刻意的推理行動（deliberative reasoning）正名，提倡大家盡力跟隨大腦而不是心臟來行動。你或許已經在很多時候都這樣做了，但仍然需要在更多的時候去這么做。
 
這并非一個能討好大多數人的立場，有人可能會認為這種觀點無知且幼稚。我的很多同事都認為人類最重要的判斷和行為都源自自己的意識所無法知道的自動化神經反應。弗洛伊德就是因提出了這種解釋的一個增強版本而聞名于世的，而到了今天，這種觀念似乎愈演愈烈，甚至到了走極端的地步。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從各種哲學家、文學評論家、公共知識分子的口中聽到人根本不是理性動物的說法了。
 
在道德領域，這種對理性的拒斥顯得尤其強烈。迄今為止，已經有很多人接受了這樣的觀點：我們對于對和錯的判斷受到了共情、憤怒、惡心和愛等直覺的左右，而刻意為之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與理性毫無關聯。正如荷蘭著名心理學家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所言：“我們所處的不是理性時代，而是共情時代。”
 
可事實上，至少對某些人來說，自己有關墮胎或者死刑等的觀點是認真思考的產物，而具體的道德行為，比如決定給慈善機構捐款或者去醫院探望朋友，甚至決定從商店偷東西或者向車窗外的人叫喊種族歧視的話，也都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做出的。但是，這種看法現在被視為大謬不然。正如喬納森·海特所言：“我們不是法官；我們其實是律師，先做事，然后再去找借口辯解。”德瓦爾也曾說過：“人們為了理性的存在而歡欣鼓舞，但每當真的大事臨頭，卻很少去看它一眼。”
 
有些學者會更進一步，相信道德的情緒性本質其實是件好事。他們認為，道德行為應該是那種不假思索就會去做的事情。不論是在虛構作品還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多道德領域的英雄典范都不是最深思熟慮的理性專家或倫理學達人，而是充滿血性的人。從《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的哈克貝利·費恩到美劇《24 小時》的主角杰克·鮑爾，從圣雄甘地到馬丁·路德·金，他們都是有強烈情感的性情中人；而冷靜理性的典范卻是《沉默的羔羊》中的變態殺人狂漢尼拔·萊克特和《超人》中的邪惡反派萊克斯·盧瑟。
 

我并非認為這種對心智和道德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畢竟，確實有很多道德判斷并非意識層面的刻意抉擇的產物。事實上，我的上一本書《善惡之源》（Just Babies），講的就是道德理解能力的形成過程。我在那本書里提出，即便是嬰兒，也會有一些對與錯的感覺，而嬰兒根本就不會進行有意識的思考。有很多證據說明，道德的基礎是自然進化選擇的結果，人們并不需要費盡心機考量后才去這么做。
 
同樣一目了然的是，情緒在道德倫理生活中具有強大的力量，而這有時并不算一件壞事。孔子和中國先秦時期的其他思想家，都已為情感的重要性做出了杰出的辯護；后來，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哲學家也持有類似的看法；當代的認知科學研究和腦神經研究更是提出了進一步的證據。例如，有很多證據表明，如果腦中負責情緒的相關區域受損，人的生活就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我的同事戴維·蘭德（David Rand）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不假思索地依據直覺做出的決定往往是善意的、合作的，而放慢速度、冷靜思考后做出的決定有時反而更加糟糕。
 
但是，我之所以寫這本書，就是因為我認為人類情緒本能的好處其實被夸大了。人確實有很多直覺反應，但更有覆蓋、改寫這些反應的能力，能夠認真地通盤考慮所有問題，繼而得出一些讓自己都驚詫不已的結論——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的行動，才是人之異于禽獸的根本特點。正是因為有這種能力，人們才有可能比他人做得更好，才有可能去創造一個更少痛苦、更多繁榮和幸福的社會。
 
例如，與對待他人相比，人們更照顧自己的親朋好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沒有人會質疑一個人為什么更關心自己的親人朋友，而對陌生人就沒有那么好。我還從一個親戚家的孩子嘴里學到了一句祝酒詞，它把人與人之間的互惠關系形容得淋漓盡致：祝對我好的人萬壽無疆，讓其余所有人倒霉遭殃。
 
從達爾文主義者的視角而言，這種遠近親疏的排序簡直根本不需要思考。與那些自相殘殺或者對自己人不好的物種相比，那些對同類更好的物種具有無與倫比的進化優勢。如果真的出現了一個人，毫無差異地對待自己人和陌生人，那么，這個人的基因肯定會被那些對自己人更好的人淘汰掉。這就是為什么人類天生就不是平均主義者。
 
這種親親疏疏的欲望從未從人類身上消失，而且可能永遠都不會消失。如果真的有一個人對自己的朋友、家庭沒有特殊的愛意，完全平等地對待所有人，那我真不知道大家會對這個人做何感想。有人可能會把這種人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但包括我在內的大部分人恐怕會認為這么做太過分了，也難以接受這種生活方式。
 
但無論如何，這些與生俱來的偏好并不是人類的全部。人類足夠聰明和明智，知道那些與自己毫無關系的遙遠群體中的孩子的生命，與自己子女的生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不是活該誰倒霉遭殃；也知道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對自己民族或種族的偏好，雖然感覺上是與生俱來且自然而然的，但仍然是不公平和不道德的。同時，人們也可以讓自己做到不偏不倚，例如，通過創建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制度來實現。
 
我們都是情緒動物，同時也都是理性動物，都有做出理性決策的能力。我們能夠改寫、轉移或者覆蓋自己的激情和沖動，而且實在是應該經常運用這種能力。如果此時討論的是憤怒或者仇恨，這聽起來或許會更加理所當然，因為這些情緒可能會讓人變得“喪心病狂”，而在不被它們控制，并且能靈活駕馭它們時，人們會把事情處理得更好。


可是，當說到共情這種看似積極的情感時，則更需要明確證實人在有理性的情況下的確會做得更好。實際上，這恰恰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之一。在這本書里，我會重點討論三件事。


    首先，人的道德決策和行為都受到了共情的嚴重影響。
 
    其次，這種影響往往會讓人事與愿違，把世界變得更糟。
 
    最后，我們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
 
 

有一本朱叫《拜托共情》
作者：[加]保羅·布盧姆（Paul,Bloom）


 03  
共情會怎樣誤導人的判斷和行為


共情會怎樣誤導人們呢？后面會有詳細的解釋，現在先做一個劇透：


  共情就像一盞聚光燈，讓人只能看到并關懷眼前的幾個人，卻對自己行為的長期后果視而不見，也看不到自己共情不到或者不能去共情的人。
  共情是帶有偏見的，會讓人更傾向于表現出狹隘的地方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
  共情是短視的，會讓人只顧眼下，做出一些現在看來好處多多，在未來卻會引發災難性后果的事情。
  共情是得不償失的，會讓人為照顧一個人而損害更多人的利益。
  共情會慢慢腐蝕人際關系，讓人不堪重負，削弱人們保持善良和愛人的能力。
  共情也會激發暴力，人們關愛自己親人和同族的強大力量往往會帶來戰爭，讓人殘暴地對待他人。



讀完《拜托共情》這本書之后，你可能會問：共情有什么好處嗎？
 
時至今日，世界已經不可能離開共情了，就像不可能把憤怒、羞愧或者仇恨從世界上抹去一樣。而且，人們也并不希望生活在一個完全沒有共情的世界里。所有情緒和態度都會通過不同的事情為生活增添諸多色彩。但我認為，我們可以創造一種文化，讓這些情緒在其中找到各自合適的位置，而本書正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
 
我說過，擺脫共情的觀點不太流行，但也并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想，我也絕不是第一個對共情有此批評的人。很多學者已經確證了共情不靠譜的那一面，比如心理學和精神病學教授理查德·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神經學家和哲學家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哲學家杰 1 西·普林茨（Jesse Prinz）以及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還有些學者堅持認為理性在日常生活中占據著核心地位，比如知名哲學教授邁克爾·林奇（Michael Lynch）和心理學家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
 
還有些學者針對共情的局限性開展了很多研究工作，并把共情與同情（compassion）、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等進行了細致謹慎的區分。例如，認知神經學家瓊·戴西迪（Jean Decety）、心理學家戴維·德斯特諾（David DeSteno）、心理學家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心理學家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知名作家拉里莎·麥克法夸爾（Larissa MacFarquhar）、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以及認知語言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其中，認知神經學家塔妮婭 1 ·辛格（Tania Singer）與佛教僧侶馬蒂厄·里卡爾（Matthieu Ricard）所做的工作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兩位學者一起探索了共情與同情之間的區別。此外，我也受到了小說家萊斯利·賈米森和文學研究者伊萊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的影響，他們兩位都針對共情及其局限性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04  
如何閱讀本書


本書一共有 6 章和 2 個視角延伸閱讀，每章都各成體系。


    第 1 章：從最廣泛的視角對共情進行了抨擊。 
 
    第 2 章和第 3 章：從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兩方面討論共情，并且解釋了當以共情作為道德指南時的一些特征。
 
    視角延伸 1：討論政治與共情之間的關系。
 
    第 4 章：從人際關系的角度探討共情。
 
    視角延伸 2：我總放不下的一個話題，即嬰兒和兒童的道德生活② 。
 
    第 5 章：討論邪惡與共情的關系，對那種認為沒有共情人就會變得更壞的觀點進行反駁。
 
    第 6 章：為人類的理性正名，證明人的確有能力使用理性并跟隨理性的指導來行動與生活。


在動筆寫這本書的一年前，我已經在大眾媒體上發表了一些文章介紹過相關的觀點，如《紐約客》《波士頓評論》《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雖然本書的內容有一點這些文章的影子，但實際上，在接收到大量的反饋、進行了很多會談之后，我在本書中對這些觀點進行了很多修正。




我從對這些早期文章的反饋里了解到的一點是，很多人認為我對共情的攻擊是可笑至極的。當我的文章在《紐約客》發表后，我在推特上觀察大家的反應。第一個對這篇文章的反饋是：“這可能是我讀過的最狗屎的東西。”而對于發表在《波士頓評論》上的文章，一位社會學家發博客說我“是個道德怪獸，簡直丟盡了知識分子的臉”。我被描述成了一個變態心理的維護者，繼而人們開始對我的童年和個人生活進行很多非常不友善的猜測。
 
不過，即便是那些抨擊我的最不堪入目的觀點，其實也是有些可取之處的。并且即便是在沒有完全信服的情況下，那些反對意見也幫我理解了人們真正想要反對的是什么。正如弗雷德里克·德博爾（Fredrik deBoer）所言：“你最好的讀者恰恰是那些最痛恨你的人。”因此，我對自己早先的一些觀點做出了修正。我相信，將來一定還會有新的反對意見出現，我在本書中也試圖去預期和回應一些至少某些深思熟慮的讀者可能會有的想法。
 
我從批評者、朋友和學生那里得到的最多的批評意見是，我有些矯枉過正了。這也許是因為我堅持并證明了，具有某些特征的共情會讓人沖昏頭腦。但是，世界上并沒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也許，人類的問題恰恰就是有時對共情使用過度或者使用方法不恰當。若真是如此，那就需要為共情找到一個合理的位置，也就是說：并非反對共情，而是反對對共情的誤用，或者說讓共情和理性組成一個完美組合。
 
有人認為，共情就像膽固醇，有好的類型，也有不好的類型。我其實也受到了這種想法的影響。所以，在本書中，我偶爾也會討論一下共情的積極作用。在有些情境中，共情確實會驅使人做出正確的事，而具有較高道德水準的人也確實可以把共情當作一種驅動他人做好事的動力。在人際關系中，共情也可能具有很高的價值甚至是處于無可替代的位置。此外，共情本身也可能是一個巨大快感的來源。總而言之，共情并非一無是處。
 
不過，即便如此，我也依然立場堅定。因為兩相比較，共情依然是一種不好的情感。共情不是膽固醇，而是碳酸飲料，口味迷人、誘惑多多，卻對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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