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悲觀”的后遺癥，正在四處蔓延，并逐漸地影響我們的生活。
強者之所以能登頂，并非他們不曾經歷悲觀和絕望。
從3月1日上海通報第一個新增病例以來。
上海疫情，已經持續兩個月了。
不可否認，在這波疫情里，上海的很多表現，確有被人詬病的理由。但為了配合防疫，上海人民在這段時間內，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由此，不論是上海人還是外地人，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不滿情緒。
但不正常的是，在近一個月里，我發現：
由疫情所引起的某種“后遺癥”，似乎比病毒本身，更具殺傷力。
而且這種“后遺癥”正在以比病毒傳播還要快的速度，大面積出現在全國各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近兩個月，上海疫情的負面消息不斷刷屏。
隨之而來的：
身邊抱怨大環境差的人多了。
對未來持悲觀態度的人多了。
網上對立攻擊的情緒濃重了。
關于上海的批判更是層出不窮。
一種名為“悲觀”的后遺癥，正在四處蔓延，并逐漸地影響我們的生活。
先講個我身邊真實發生的故事。
我認識一個比我小4歲的同行新媒體人。
初識他的時候，他大學剛畢業，卻已經在業內嶄露頭角，各大新媒體公司的老板都有加他微信。
因為他小小年紀，就寫了多篇影響力很強的爆款文章。
我本以為，他將來一定會大有可為，畢竟，才氣不是人人都有的。
結果前幾天，我找他聊天，被他的負能量給驚到說不出話來。
此時此刻，他人在上海，待業，沒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沒有收入。
朋友圈全是關于上海疫情的負面消息，聊天時的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形勢的無奈和對未來的絕望。
我問他：“有沒有想過換換賽道，去做做短視頻？”
他答：“不會，做不了。從頭開始做，收入太低了。”
我問他：“那等解封之后，有什么進一步的打算？”
他答：“感覺整個經濟形勢都不景氣，不知道該做啥。”
最后我草草結束了跟他的對話，我不想因為他而一整天心情不好，但他給我的感觸卻非常非常深刻。
我相信，不止我自己，在各位讀者身邊，一定有很多因為疫情，而在短期內變得一蹶不振的人。
他們有很多言之鑿鑿的理由，為自己的悲觀找依據：
比如病毒不斷變異，傳播力越來越強，對病毒的管控難度日益增加；
比如接連不斷地封控，多處地方經濟的暫時停擺；
比如今年互聯網行業寒冬，各大廠爭相裁員的消息不斷傳出并被證實。
……
說的對嗎？
太對了。
平心而論，今年大環境確實不好，不僅僅是某一個行業不好，也不單單是我們國家不好。
因為疫情，因為俄烏戰爭，因為多種因素，整個世界的經濟環境，都面臨著某種程度的倒退。
這些，都是客觀條件。
然而，所以呢？
你憤怒，你批判，你失望，然后呢？
生活卻還是要繼續。
坐以待斃，消極沉淪，并不能對生活有所幫助。
同樣是被封控在上海，我的一位創業者朋友老梁，近期就給了我很多關于生活的啟發。
老梁是我的高中同學。
他2020年年底辭職，去年在杭州和上海兩地創業，搞短視頻直播帶貨。
去年年底，他的父親因為肝病，進行了一場肝移植手術，花了100多萬。
辛辛苦苦創業掙的一點錢，全搭進去了不說，之前搞的項目還黃了。
我特別同情他，他卻說：
“沒啥可同情的，你知道全國每年多少人等待肝移植嗎？”
“30多萬，醫生告訴我的。”
30多萬排隊等待肝移植的人里面，只有約3000人能成功等到合適的肝源并移植。
“這意味著，我的家庭，是那1/100。從這一點來說，我夠幸運了。”
父親成功手術后，老梁原本準備在上海大干一場，因為上海的創業環境和創業者很多，有很多機會。
結果，還沒等大展宏圖，疫情來了，人被封在家里了。
從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上半年，他幾乎都是在不順中度過的。
這期間，身邊的創業者掙大錢的越來越多，而他卻坎坷越來越多。
但我特別愛找他聊天，因為他的身上，始終有一種積極向上的能量，可以帶給身邊的人。
他人在上海，那些在外界傳得沸沸揚揚的事，就發生在他身邊，但他說：
“我盡力保護好自己，同時讓自己少去看外界發生的事。”
“因為看了，只會讓自己變得消極，那于事無補。”
相反，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打電話。
跟那些創業者朋友打電話，跟行業前輩聊微信，跟那些賺到大錢的年輕人通電話。
他告訴我：“別以為大環境不好就賺不到錢。我認識的一個00后，疫情期間1個月就能賺1000w，而且人家的錢掙的合理合法。”
如果環境不好，那就努力尋找出路，讓自己處在更好的環境中，這是老梁教給我的生活之道。
就像阿爾弗·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寫過的：“悲觀無用，不如思考藍圖，闖過布滿暗礁的海。”
時代的震蕩，會讓一部分人失去重心，但同時，也會讓一部分人找到機遇。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起自救。
“自助者天助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寫到這里，我又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兩個名人的故事。
第一個人，是個外國人。
這個人叫維克多·弗蘭克爾，是個奧地利籍猶太人。
維克多·弗蘭克爾
1905年出生，1930年成為醫學博士。
1942年，他和妻子、父母、以及家里的兄弟姐妹，在維也納，一起被納粹逮捕。
那年他37歲。
被抓進集中營后不久，他的父親因饑餓而死；
1944年，母親在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里，被毒死；
1945年，納粹投降前夕，妻子于伯根-拜爾森集中營被殺害。
同月，他被盟軍解救。
維克多·弗蘭克爾，在集中營被關了3年，這3年，他看到的都是死亡和虐待。
被解救后，他發現他的父母、妻子、兄妹，均已不在人世。
他可以向生活屈服，他有理由對生活絕望，但他沒有。
老爺子不僅活了下來，還在戰后創辦了奧地利心理治療協會并擔任主席。
他還在67歲的時候學習開飛機，拿到了駕照。
80歲那年，他登上了阿爾卑斯山。
這個熬過了集中營、熬過了大屠殺，熬過了人間最慘烈悲劇的老頭兒，最后活了92歲。
他在心理學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譽為“意義治療與存在分析主義的創辦人”。
他說過一段著名的話：“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唯獨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奪。”
讀懂了這段話，人生會有醍醐灌頂般的清醒感。
我要介紹的第二個人，是個中國人。
這個中國女孩，1926年出生于莫斯科。
中間，就是我們要講的主人公
1941年6月，由于蘇德戰爭爆發，身在白俄羅斯的她，被德國納粹俘獲，淪為納粹的囚徒。
那年她15歲。
1943年8月，17歲的中國姑娘被塞進一輛悶罐車，運往東普魯士的集中營。
悶罐車里，人貼人，空氣不流通，臭不可聞，有人哭泣，有人呻吟，有人喘不過氣。
當時她生病，正發著高燒，幾乎快要支撐不下去了。
迷迷糊糊中，身旁的一名蘇聯紅軍戰士往她嘴里喂水。
她努力地睜開眼睛，聽到這名紅軍戰士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樣，也要活下去。因為活下去，就是勝利！”
1945年1月，集中營里的女孩迎來了蘇聯紅軍的解救。
1年后，她回到莫斯科，繼續自己的學業。
1953年，她畢業回國，隨后便一直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
她活到83歲，回國之后一直為中國的教育事業發光發熱。
從北師大離休后，還籌劃創辦了北京軍地專修學院，擔任名譽校長。
她叫朱敏。
她的父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帥——朱德。
今天給大家分享他們兩人的故事，只想證明一個道理：
強者之所以能登頂，并非他們不曾經歷悲觀和絕望。
你若真正見過他們在逆境中掙扎的模樣，你就該明白——那些人之所以能達到別人到不了的高度，全是因為他們吃過許多別人吃不了的苦。
同樣是在夜晚的道路上躑躅，有人想到的，是孤單、黑暗與漫長，而有人看到的，卻是波瀾壯闊的海，和夜空中閃耀的星光。
其實疫情之下的上海，有一個藝人，近期成為了我的新榜樣。
他叫劉畊宏，目前正在直播間，引領著全民居家健身的風潮。
他的人生不算平順：
年輕時早早出道，成立組合，一年就解散；
做過服裝生意，賠得六根清凈；
單飛出唱片，不溫不火；
拍戲當演員，做的全是小配角。
上海疫情之前，他最大的標簽，就是“周杰倫的好朋友”。
可就在上海居家隔離的這段時間，他只用了一個月，就把自己的抖音號從百萬粉絲，給漲到了4000多萬。（目前最新數據已有6000多萬）
從藝30年，他終于實現了“一夜爆紅”。
你說他憑什么？
憑的就是他對生活的那種積極、正能量的態度。
最早在直播間教大家健身的時候，他的直播間人數只有幾百人。
他的助理對媒體說：“那時候我看到人數少，有點心灰意冷，就提醒畊宏哥，可以早點下播，但是他不肯。”
即便只是面對幾百人，他也依舊賣力，認真，一絲不茍地給大家示范、講解、指導。
他說：“人越少，越證明是真的喜歡我們，所以不能敷衍。”
后來他直播間同時觀看的人數幾百萬了，每天有無數條留言跟評。
他依舊很認真地對待網友的“作業”，對網友們的打卡視頻，熬夜進行觀摩指導。
他火了，火得理直氣壯，甚至獲得了官媒的點贊轉發。
在我眼里，他成了疫情期間一股難得的正能量清流。
帶著那些居家不能出門的網友一起健身，既能鍛煉身體，強健體魄，又能緩解焦慮，釋放心情。
有一副強壯的身軀和堅韌的心態，既能扛病毒，又能扛生活的重擔。
真的是值得網友的點贊和支持。
時下，疫情仍在繼續。
關于疫情的悲觀、謠言與對立，也一直層出不窮。
我寫這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在這樣的環境里，能告誡自己，做一個正能量的人。
做人，可以有獨立的思想，可以有批評的權利，可以有對“生活太難”的喟嘆，但絕對不可以悲觀消極，不能看著時間流走而無所作為。
我曾經聽過一句很美妙的話：
“山澗的泉水只有經過一路曲折，才能唱出一支美妙的歌。”
人生亦是如此。
希望大家分享這篇文章的時候，告訴自己，和身邊的人：
好好活著，堅強勇敢，人生就有希望。
因為這世上，不管風有多大，也永遠不可能吹走太陽。
5月，愿你壞事清零，好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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