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說自己“認識的漢字不多”,所以《活著》只有12萬字。
他說自己成為作家實屬被逼無奈,是當牙醫5年拔完1萬顆牙齒后,實在忍受不了枯燥的上班族生活,才棄醫從文。
他還說,第一天去文化館上班的時候,他特地遲到了半小時,發現自己是第一個到的,而以前上班的衛生院已經大排長隊。
“呵,來對地方了。”
一次講座上,余華興致勃勃:
“以前寫作的時候試著一邊聽音樂一邊寫作,后來發現只能干一件事。今天試驗一下,一邊聽音樂一邊回答問題!你剛才提的什么問題?”
余華忽然變成“段子手”,在2021年的尾巴小小“火”了一把,用賈樟柯的話來說:
“余華像是脫口秀節目里的明星”。
去年他在《朗讀者》里還貢獻了“闌尾段子”:
小時候的余華和哥哥因為不想上學耍賴撒嬌說肚子疼,然后就被當外科醫生的父親把闌尾割掉了。
因此,余華一家人的闌尾都是沒有了的。
而余華在1994年寫的一篇短篇小說《闌尾》,其實比這段話還幽默。
小時候,父親給余華和哥哥講過一個英國男人被困孤島,無奈之下給自己做闌尾手術的故事。
這使兄弟倆對“父親給自己做手術”這件事十分期待。
有一天,父親真的得了闌尾炎,兄弟倆“靈機一動”,沒有遵循父親的要求去找醫生,而是興奮地建議爸爸自己給自己做。
最終因為拖延耽誤了父親終身,使得他再也不能站上手術臺。
父親忿忿地對妻子說:
“你給我生了兩個兒子,其實是生了兩條闌尾,平日里一點用都沒有,到了緊要關頭害得我差點丟了命。”
這就是余華在1994年寫的短篇小說《闌尾》。
一個能寫出無窮悲慘命運的作家,居然如此幽默討趣,以前怎么沒發現呢?
過去二十多年來,世人大多只記住了《活著》,記住了那個筆鋒犀利克制,沉默少言,盯緊底層苦難的作家。
很多人讀余華都是從《活著》開始的。
我則是在看過張藝謀那部電影之后,才在數年前北京的一家書店,偶然翻開了那本已被人翻得卷翹發軟的黑色封面小說。
雖然已知主線故事劇情,但我依然被克制、簡潔而極具疼痛的描寫深深拽入其中。
一口氣讀到最后,已經兩眼發黑,雙腿發麻,似乎全身血液都在蹭蹭往頭上管涌,后背卻一陣涼意。
合上書,我重新買走了一本新的。
這是余華的魅力:讓人打開后就難以棄卷,讀完后忍不住想要保留。
余華的童年在浙江嘉興海鹽縣度過。
父親是外科醫生,母親是護士長,家就在醫院旁邊。
余華早在童年時就對血、死亡等元素祛了魅。
他習慣了看見滿身是血的父親從手術室里走出來,常聽著太平間的哭聲入睡,甚至直接睡到太平間。
在太平間睡覺很涼爽,就像海涅那句詩,“死亡是涼爽的夏夜。”
余華念中學時,主流文學中,魯迅的地位極高。
年少的余華卻覺得魯迅的小說“沉悶、灰暗和無聊透”,“無知地認為魯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他顯赫的名聲只是政治的產物。”
但他又深知“魯迅”這個詞匯象征的權威和力量。
在與伙伴們爭論太陽一天中什么時候離地球最近時,余華情急之下大喊:“魯迅先生說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一下子就把對方鎮住了。
要等到二十多年后的一天,偶然重讀《狂人日記》時,余華自己也被那句“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給鎮住了。
“像子彈穿越了身體,而不是留在了身體里。”36歲的余華第一次讀懂了魯迅。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17歲的余華名落孫山,第二年繼續落榜。
書讀不成,在父母安排下,他成為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的一名牙醫。
乏味枯燥的生活,每天對著農民的口腔,舌頭、咽喉,在余華眼里,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他看見縣文化工作館的人整天懶懶散散,覺得生活很不公平,“我一天拔8個小時的牙,你們在大街上東逛逛西晃晃”,憑什么自己要忍受枯燥無聊的上班工作?
不過,想進文化館,必須有作品。
沒考上大學的余華找來一本《人民文學》,跟著里面學寫作,標點符號也跟著學。
然后去作品里尋找文學大家,從川端康成到馬爾克斯,一邊看一邊寫,寫一篇投稿一篇。
一晃五年過去,終于收到了第一封約稿信。接著是兩封,十封,無數封。
這個“古怪而殘酷”的青年作者,用他的幾部筆鋒辛辣銳利的作品,敲開了中國當代文壇的大門。
從第一篇作品《星星》到《十八歲出門遠行》,余華經歷了一次“脫胎換骨”。
1983年,應《人民文學》編輯周雁如的邀請,23歲的余華坐綠皮火車從浙江去北京改稿,順便在北京玩了一個月,游遍了所有景點。
離開前,他的兜里裝滿了出版社給的報銷費用,共計八九十塊錢“巨款”。
能寫作太好了。文學意味著自由、富有、可以睡懶覺。
不久后,余華到魯迅文學院進修,同宿舍的莫言對余華有著如此印象:
“他說話期期艾艾,雙目長放精光,不會順人情說好話,尤其不會崇拜‘名流’。據說他曾當過五年牙醫,我不敢想象病人在這個狂生的鐵鉗下將遭受什么樣的酷刑。”
今天,在百度搜索“先鋒作家”,百科的頭圖就是余華。
余華和蘇童、格非等一批同時代作家,更多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影響,擅長用夢境、囈語等技法將歷史和主觀體驗將寫作“陌生化”。
文筆韻律感極強,致力于探討人、生命與存在等話題,與魯巴茅等傳統作家區別開來。
這種“反傳統”的寫作方式,讓余華等人被貼上了“先鋒”“先驗”等標簽。
因此,當年《活著》初面世時,人們倏然驚呼——先鋒作家竟也寫得了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故事,還很精彩。
1993年,12萬字的《活著》讓33歲的余華聲名大噪。
在《活著》里,余華從血腥與冷酷中抽離出來,回歸簡潔、質樸、克制的敘述,從底層悲愴的生存史詩里探討活著的意義。
主人公福貴在全家都死光后,一個人、一頭老牛相依為命,繼續孤獨而平靜地活著。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中式故事范式,用“承受”去“活著”,不反抗,不叫喊,甚至不去追求幸福,活著本身,就只代表活著。
用許子東的評價來說,《活著》之所以受到無數國民認可,乃因其描述的生存哲學是“很苦很善良”。“苦”讓中國人產生無窮共鳴,“善良”又象征著無窮希望。
而在回答許子東對版費問題的八卦時,余華迂回地回答:我靠《活著》活著。
自1993年初版以來,《活著》共出版了10個版本,版稅高達1550萬人民幣,先后被張藝謀導演,孟京輝導演,朱正導演拍成電影、電視劇、話劇。
且為余華帶來了諸多獎項,如1998年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最高獎、2004年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勛章、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
截至2020年,《活著》在國內的銷量已逾2000萬冊,打破了當代中國純文學的銷量記錄。
就在去年,網上還流傳著一個玩笑似的文學“Meme(模因)”:
英國文學:我愿為榮譽而死;
美國文學:我愿為自由而死;
法國文學:我愿為愛情而死;
俄國文學:我會死。
中國文學:《活著》。
《活著》的高光期似乎永遠不會過去。
不論哪個時代,哪一類人群,都能在這部書里找到獨屬于他們自己的生存哲學與情感共鳴,思考人的終極意義。
但這已經脫離了余華,承遞到福貴身上去了。
1994年,余華在《收獲》發表《許三觀賣血記》,足足過了十年,才發表下一部長篇《兄弟》,然后是《第七天》,口碑卻一部不如一部。
在批評者們看來,余華的純文學寫作漸失水準,同時又因商業上的成就變得狂妄自大,“余華逐漸江郎才盡”之聲嘩然。
余華試圖爭論、辯解,但無濟于事。《活著》珠玉在前,批評者并不口下留情。
在十幾年后的散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里,余華坦白道:
“在中文世界里,我其他的書不可能超過《活著》,以后也不可能。我這輩子再怎么寫,把自己往死里寫,也寫不出像《活著》這么受讀者歡迎的書了,老實坦白,我已經沒有信心了。”
2021年3月,繼《第七天》后闊別8年的新作《文城》終于面世。
首印即50萬冊,全網預售第一天就登上了當當新書銷量第一,不過,商業銷量與口碑繼續分道揚鑣。
長篇累牘的鋪陳、冗贅的人物與情節,掩蓋了人們熟悉的余華式的簡潔和克制;
不必要的角色和線索讓讀者覺得“撐”“脹”,卻不再見早期那種深沉的力道,那種不動聲色的殘忍和銳利。
《文城》讓不少讀者嘖嘆“余華不再”。
這部新作及其有關的非議同時也向余華自己昭示了,他并不擅長宏大敘事,他還是應該回到讓他自己舒服的小空間、小世界和小人物里去。
2021年9月,賈樟柯的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在大陸上映,以幾個中國當代作家為主角,余華這號“角色”一如既往輕巧、詼諧,跟個相聲演員似的。
圖片
余華(圖為《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劇照)
60歲的余華在電影里回顧自己曾經歷過的生活之苦,同時又以一種頗為自娛自樂的告白,消解了那份苦難生活的嚴肅性。
恍惚間,讀者又一次看到了福貴的生存哲學,“活著”,就是活著,僅此而已。
從雜文、散文、采訪到電影,我們會發現,余華過去六十多年的人生,幾乎始終是反反復復不厭其煩地圍繞同一個主題:
如何忍受多年牙醫工作的枯燥,如何被迫提筆寫作,矢志不渝,最終逃離家鄉,改變世代命運。
這當然不是一個苦難故事,也不是一個勵志故事,它只是又一次舊事重提。
任何一個寫作者都不可能拋開自己的故鄉和童年去進行創作。
魯迅的魯鎮,莫言的高密,陳忠實的白鹿原,在他們各自的文字里都無處不在。
余華曾在偶遇海涅故居時作出感慨:
“童年的經歷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初的圖像就是在那時候來到我們的印象里,就像現在的復印機一樣,閃亮一道光線就把世界的基本圖像復印在了我們的思想和情感里。”
離開海鹽三十多年,但只要一寫作,故事背景不論是北京、外國,還是虛構地點,余華都會有意地把視線投放到家鄉武原。
“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
就像《文城》里這樣一段對話:
“文城在哪里?”
“總會有一個地方叫文城。”
誰也不知道“文城”在哪里,但這個虛幻又真實的地方成為主人公心頭的“執念”,改寫并貫穿了他的一生。
他變賣家產,獨自前往南方,只是為了尋找“文城”。
對余華也是如此,他離不開精神上的家鄉,逃不開《活著》的名譽重擔。
每個時代都會有這樣一些作家,名聲的體積遠遠大過了他們自身,耳熟能詳的作品、全球聞名的代表,筑成巨量的影子,把本人擋在其后,或是裹挾其中。
潮水退去,回望金光閃閃的八十年代,那些光芒就像余華在《活著》里的一句比喻,“(月光)撒在地上,像鹽”,從高處看依然壯闊,只是經歷過來的人知道它已然消弭。
那些剩下來還在堅持寫作的,哪怕背倚自己高峰時期的作品紅利吃不盡,哪怕他將來不再有值得稱道的作品。
一個時代成就一個又一個作家,每一位捧出一部經典,也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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